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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大伯
2021年07月12日 09:51  来源:庆元网  作者:通讯员 吴少云 

  我小的时候,大伯还不到60岁,虽然头顶的头发掉了很多,但几根稀疏的头发,往脑后一梳,看起来还很周正。红红的脸膛,似乎很有力气,但他就是干不动活。

  我问大伯,别人天天去田里干活,你为什么不去?大伯说,大伯当兵打仗时受过伤,肺里有毛病,干活就喘不过气,会死的。大伯这样说,我是信了。因为大伯抱我过溪时,我听到他喘得特别急。但当我把大伯的话说给村里的人听时,村里的人却说,你别听他的,谁不知道你大伯是个懒汉呀,他是为他的偷懒推脱编故事骗你的。村里人这样说,我就迷糊了,大伯和村里的人,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呀?

  因为干不动活,大伯吃了不少苦头。最不幸的,就是大伯母与大伯离了婚,大伯不得不带着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艰难生活。

  那年月,农村粮食很困难,勤俭的家庭都会种些玉米、番薯之类的杂粮补充短缺。但对大伯来说,别说种不动这些杂粮,就连上山砍柴也很是勉强。因此,有饭没菜,有菜没油,有油没盐,这些情况常常都会在大伯家里出现。

  生产队里的人都认为大伯是懒汉,劝说大伯去干活赚些工分。有几次逼急了,大伯也卷起裤管下田去,但没干两天,大伯就咳得不能动弹了。大伯说,我当兵打仗肺里受过伤,干活会死的。队里的人不信,都说大伯是偷懒说假话,甚至认为他咳得面红耳赤也是装出来的。有人还威胁说,你再装病不干活,就不分你口粮了。

  不过,队上的人说说而已,并没有克扣过大伯一家的口粮。因为,按照大伯自己说的,他是因为革命才受的伤。而且,有次开大会,公社干部老陶也当着全大队人的面说过,大伯是老革命,他家缺粮就缺粮,记住账就是了,该分的粮食必须分给他,一两也不能少。退一步说,他有两个儿子,缺些粮,欠点帐,还愁他还不上?

  公社干部的话很管用,队上的人虽心存不满,但不再叫大伯去干活了。

  我印象中,大伯最喜欢说的事,就是他参加叶飞部队当兵打仗的事。说他枪法有多准,一枪打一个,打死过多少敌人;说首长如何安排他在甘竹山与半岭交界的排锁际守哨,那里地势居高临下,易守难攻,非常险要;说他曾见过叶飞,还与他说过话。叶飞长什么样?叶飞嘛,瘦高个子,有点像我们村里某某某的样子;说他好几次夜间偷偷回家看望母亲,却不敢在家里过夜,而是躲到离村不远的野源桥去睡。如果在夏天,他就躺在桥凳上睡一觉。如果在冬天,他就从附近田间抱来稻草,在稻草堆里将就一晚。第二天,他早早就上路了。那些年,他在野源桥睡过,在后山桥、后坑桥睡过,在庆元、政和一带的无数廊桥里都睡过。

  大伯对我说得最多的,是他在后山桥遇险的经历,那真是死里逃生。那天夜晚,他从安溪去锦平执行任务,在安溪与后山交界的路上,与两个喝得醉薰薰的保安队员相遇,其中一个认出了大伯。他们纠住大伯就打,大伯人虽不高,但力气很大,三下两下就打倒了一个。大伯腾出手对付另一个时,倒地的那个摇晃着爬起来,捡来一块石头双手托举想砸向大伯的头,大伯把头一偏,腾腿一跃,石头就砸向了大伯的胸部。大伯立即口吐鲜血,差点昏死过去。大伯见势不妙,忍着剧痛快速向后山桥方向逃去。逃到后山桥头时,大伯并没有过桥,而是从桥头下到溪面,躲到了廊桥的桥梁底下。两个保安队员踉踉跄跄追到后山桥,还一路追到后山村头,但仍不见大伯踪影,就骂骂咧咧回去了。大伯在桥梁下躲到后半夜,不见有动静,就悄悄沿溪边走了一段,然后忍痛上路,连夜赶到了锦平。大伯说,就是那一次,他肺里就落下了毛病,经常胸闷气短,一干活就喘不过气。

  每次说完,大伯就仔细看看我。大伯看我总是认真聆听的样子,就长长吁一口气,竖起大拇指说,就你这个侄儿信大伯说的话,真是我的好侄儿!别人都说我吹牛。唉,实实在在的事,怎么是吹牛,我吹什么牛呀?

  大伯当兵打仗那些事,虽然他极想说给村里的人听,但每次不等大伯说完,就有人拿大伯开玩笑,脚踩不死你,石头也砸不死你,你比小蚂蚁厉害多了。大伯脸红了。后来,大伯就不再想在村人面前提他自己当兵打仗的事了。

  大伯70多岁的时候,县民政局认定他是“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红军”,每月都有生活补助费发给他,还赠予他一根很漂亮的拐杖。那拐杖上有一行字,写着“抗战前参加革命老红军”。那时大伯虽没瘸腿,但常常手扶拐杖走路,人走到哪,拐杖就跟到哪。直到这个时候,村里的人才渐渐改变了对大伯的看法,说大伯自己说当兵打仗那些事,也许不全是假的;他一直不干活,也可能不是因为偷懒,而是肺里真受过伤,真有毛病,真干不动农活。那么,他平日里看起来红红的脸膛,也并不是什么血脉旺盛,而是胸闷气短憋的了。

  但是,村里的人还是想不明白,当过红军,怎么不去找国家要点啥呀?当过红军,还不当干部吃皇粮去?当过红军,还不退休离休去?当过红军,怎么什么也没得!这,这不是傻吗?

  当年,村里的人就是这么质疑大伯的。

  村里的人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大伯呢?我想这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,一是大伯当年参加红军的事,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秘密的事,家里的人从不敢提起。时间一长,大家只知道大伯当过兵,至于当什么兵并不清楚;二是解放初期,因为国家处于困难时期,对大伯这样在老家附近参加革命的人,回乡后并没有什么优扶待遇,大伯与其它农民一样,必须靠生产劳动吃饭;三是尽管大伯是个病人,但他从没向国家伸过手,哪怕在他生活十分拮据的时候,也没向国家开过口。这样一来,他自己所说的当红军打仗的事,大家就都认为他是信口雌黄了。

  每当遭人白眼,被人质疑的时候,大伯也不分辨,只轻轻叹口气,轻轻说一句,你们不信就算了,你们不信我也没办法。

  就在县民政局认定大伯是“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红军”之后,我曾反复问过大伯,当年生活那么困难的时候,为什么不去找一找上级,要求解决一些困难?大伯说,我回到村里后,因为肺里有毛病,基本上没干什么活,队上的人虽然不相信我当兵打仗那些事,认为我是装病不干活,但从没克扣过我一家的口粮,而且,每年上级拔下的救济粮,还总把我一家列在前头,没让我一家饿着,我心里已经千恩万谢了。说到底,那些年是队上的人养活了我一家,我还能不知足吗?

  大伯死于1999年。按规定,大伯的骨灰可以存放在石龙山烈士陵园里,但那时庆元还没建殡仪馆,还没开展火化。县民政局的同志告诉堂哥,大伯如果要进烈士陵园,必须先进行火化,陵园只可以存放骨灰。堂哥问我怎么办?不火化埋在老家好,还是运去浦城火化存到烈士陵园好?死了还要烧成灰,会不会让村里人笑话?我毫不犹豫地说,当然存烈士陵园好。烈士陵园不是谁都能进去的,能把骨灰存放那儿的人,都是为国家为革命出过力做过贡献的人。不用担心村里的人会不会笑话,村里的人应该感到光荣才对。堂哥听我这么说,就把大伯运去浦城火化了。

  大伯的骨灰进烈士陵园的那天,是七月里的一个大晴天。那天午后,父亲因生病没能送大伯,是母亲带领我和弟弟两家人,与堂哥的亲戚朋友一起送大伯的。没有鞭炮,没有乐队,堂哥抱着大伯的骨灰盒走在最前面,伴随一路的低泣声,我们沿咏归桥、咏归横路、烈士陵园石坊大门缓缓前行,在叶飞副委员长的题词前,堂哥稍作停留,算是大伯向大首长敬个礼,然后继续缓缓向上前行,横穿丹心亭,把大伯送进了石龙山烈士陵园西侧的陵墓。

  大伯的骨灰能进入石龙山烈士陵园,这是国家对大伯这一生最大的褒奖。曾经饱受村人垢病的大伯,终于有了一个无限光荣的归宿。

  2019年,在县委宣传部编印的《庆元革命故事集》里,有一篇题目叫《甘竹山转移战斗》的文章,文中就提到了大伯的名字。那段文字是这样表述的:“因安南入闽的地理位置的关键性,红军在方塘村设立了地下交通联络站,用于浙闽之间人员转移和情报交流,该村村民吴裔春等20余人,衕头村陈远生等10余人,还先后参加闽东红军,编入了二纵队胡英山分队。”

  吴裔春即是我的大伯。

(编辑:陈惠珍)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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